我小时侯是个早熟的孩子，也是个沉默的孩子，父亲在外地任职，常年不在家，只是月初回来一次，顶多住两天就走了。母亲晚年才生我，家里数我最小，没有弟妹，故而宠爱有加。三个哥哥，还有几个常常到我家来的表哥，表姐，年龄都比我大很多，所以我觉得一直很孤独，没有享受到别的同龄孩子能享受到的那些天真有趣的经历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的周围只有一座深宅大院，和一道高高的围墙，已经很狭窄的天空，还被邻家的一棵高大的白杨树遮掉了一半，即使难得的晴朗天气，那两进大院里也撒满浓浓的树荫和萧飒的风声，让人联想到秋夜淅沥不停的梧桐雨。因此，我生怕写出来的东西，会让大家觉得沉重，忧郁，不合时宜。但不写这些写什么呢？这可的的确确是一个老年同志的真实经历，不是人人都有的呀，我又怎能刻意回避只好写出来公之于众，只要它能给大家带来些虽不灿烂，但不乏味的感觉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
我从小就已经懂得了一些大人们才懂的事，并且已经“心仪”过许多人，老年的，中年的，少年的，但都是男人。我不知道“心仪”这两个字用得准不准确，因为我说不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感觉，那么小的孩子，会懂得爱情吗？连我自己也不大相信。但那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一个小孩子会对另一个陌生男人，产生那么许多复杂的感觉？细细回想，似乎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种情况：有时是仅仅觉得对方很面熟，很有亲和力，看看他，心里就觉得特别熨贴，仅此而已，没有行动；有时就进一步想亲近他，如能有所接触，或竟得到一点回报，一点爱抚，就会感到心满意足；也有时竟会发展到日夜思念，甚至神魂颠倒地步，但却又从来不敢表达或吐露，只是把那种爱慕与思念藏在自己的心里，因而总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……只不过是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呀！怎么会这样？由于至今也想不明白，所以才选用了“心仪”这两个至今仍觉得不甚准确的字眼。
我喜欢那些表哥们到我家来，他们都是我几个姨妈的儿子，也都比我大十几岁到二十几岁，是靠了我父亲的荫庇，才能从农村出来工作的，所以对我都特别好，到我家来，总是把我揽在怀里，或者让我坐在他们的大腿上，把他们从农村带出来的好吃的东西给我吃个够，那时候，是我最快乐，也最感到幸福的时候。我似乎觉得除了母亲的怀抱外，惟有他们的怀抱最温暖。我甚至清楚地记得，曾经有位表哥，因为我坐在他的大腿上磨蹭，竟使他生理上产生了难言的变化，不得不借故把我推开。这些细枝末节，也许对我后来的生活和性格确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，但那并不像是我现在说的“心仪”。
记得在小学四年级时，班上有一个比我大一两岁的男同学，家里是在济南芙蓉街开文具店的，他本人酷爱武术，经常穿一套黑色的练功服，下面是灯笼裤和圆口布鞋，走起路来十分矫健，我不知为什么突然特别钟情于他，并特别爱看他的武术表演，爱看他“金鸡独立”时，把那只穿圆口布鞋的右脚提到胯下，并挺得笔直笔直。令人觉得那么挺拔有力，（现在很多人爱上了圆口步鞋，其实我早在70年前就爱上它了，哈哈）那时我常常希望上下课能在路上遇到他，看他一眼，但真的遇到了，一看到他那无邪的笑容，又会心跳加快，手也不知往哪儿放。有一次他在上课前为了向我借卷笔刀，大声叫着我的小名：“小*子，卷笔刀借我用用，扔过来！”为了他这一叫，我一脑门子都是他的声音，整个一堂课都没听到老师讲些什么。那年我还不满十周岁……
也许因为我那时还不懂得感情要“专一”吧，我的兴趣竟会时常转移，六年级时，我喜欢的已经是班上的另一个同学了，他是个篮球队员，有一副矫健的体魄，只要看见他，我就会觉得心旷神怡。一次在学校为毕业班特设的夜间补习班上课前，几位男同学早到了，自发地排了队，围着几行课桌跑步。有个调皮的同学，两手开玩笑地装作拿着自己的生殖器，对准前面同学的PP，于是大家都学样，一起举起双手对准前面同学的PP，当我发现我的后面，恰恰是我“心仪”的那位球员时，就立刻心跳起来，觉得既十分羞涩，又无比幸福。那时我已经完全明白了，我喜欢的绝对是他。毕业后就偷偷写了一封“情书”给他，诉说我的“相思”，说我毕业后见不到他一定会想念他。里面还有意从什么《情书大全》中抄了一些我认为很煽情的词句，结果被我的哥哥看到，大大地嘲笑了我一通，把信给我撕掉了，这件事很伤了我的心，害得我偷偷地哭了一场。
那年还有一件事，毕业前全班同学到一位老师家去聚会，那位老师大概是个大户人家，家里有好多房间，在里面穿来穿去，如同进了迷宫，大家都 觉得好玩极了。下午，很多同学聚在他家客厅里下棋，玩“升官图”，看画报和儿童刊物。玩得很热闹。但我在班上年龄较小，一向比较柔弱，也不大合群，竟一个人在另外房间的一张带炕桌的大炕床上睡着了。睡梦中觉得有人在拨弄我，我知道一定是大同学在“欺负”我，我不敢睁开眼睛，怕周围有许多人在看笑话。不久，就渐渐觉得很舒服，再不久，就觉得很想小便了。憋了一会儿，实在憋不住，只好睁开眼睛，装作刚刚醒来的样子，揉揉眼睛，瞪了他们一眼，迳自往厕所跑去。只听见两位大同学在后面吃吃地笑个不停。我想那时我的脸一定通红通红。
这其实不是自慰，因为不仅不是我自己干的，还由于没有发育，连硬也没有硬起来，只能说是我学会自慰前得到的一次启蒙。半年后，我上了初中，那年我还不满12周岁，有一天上课时，我正在偷看课桌下面的《红楼梦》，突然想小便，为了克制便意，就很自然地把手伸进裤袋，无聊地捏弄起来，不料竟然有些反应了，并且终于被捏弄得产生了那种很舒服很舒服的感觉，甚至流出了点点滴滴的水。那种突然而来的快感，使我懂得了，并且很快地迷恋上那种天然的乐趣。应该说，那才是我的第一次自慰。有趣的是，它竟是在课堂上得到的。
也就是那年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了，日寇迅速地从北平南下，济南即将沦陷，学校要南迁。一年级的同学因年龄小一律不去，我只好随父亲前往他任职的一座中等城市——青州——去避难，但几个月后，眼看青州也要沦陷了。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，人们都惶惶不安。日寇入城前，我幸亏能靠了父亲的关系，和他一起住进了一座很大的天主教堂，（因为那种场所，日本人是不敢闯进去的。）才终于没有直接遭受到日寇的残害，在教堂里，我们和十几个逃难的人同住，房间很大，里面有块黑板，我们认定它本来是个大教室。我们之中，有父亲这样的政府官员，也有教师、店员和居民，较多的则是比较富裕的商人。大家互不相识，经历也不同，在日本侵略军尚未到达之前的一个多月里，天天晚饭后一起聚到这里来，点起一盏煤油灯，围坐闲谈，不料，竟也培养出一些感情。由于大家都无所事事，所以谈话内容也就天南地北，东拉西扯，无所不及。有时谈到政局，有时谈到各地的风俗人情，更常常谈到的，是些市井奇谈和鬼怪故事，有些简直就像从《聊斋》里拣来的，时时吸引着我。
在那里我接触的已经不是同龄人，而是些中老年人了。我就这样天天跟他们聚在一起听他们讲。更没想到的是，他们还常常说些“黄段子”。当着父亲的面，我对此当然不敢有所反应。但见父亲没有什么表示，也就放心大胆地听下去了。当时我想，他们一定都以为我年龄小，听不懂，只要装得拘谨点，完全可以坦然地听下去。但慢慢的，我就发现事情原来并不是这样的，至少不全是这样的。其中有个40多岁的姓窦的发网厂老板，父亲让我叫他“窦叔叔”的，他常常注意我，和我好象特别投缘，每逢有人说到“黄段子”的时候，他总是悄悄地瞄我一眼，嘴角并带着一点微笑。我就开始觉得不对了，好象自己已经被他看透了似的，总是有些脸红心跳，感到心中那种莫名的骚动，有些无法掩饰……
这位“窦叔叔”是个身材魁梧，并已略显发福的中年人，那年45岁。他眉毛很浓，两眼细长上挑，显得很英俊，看见他就不由得想起画上的关公。我常常想，六、七十年过去了，为什么直到现在，我还能记得他的长像，可能就是这个原因。关云长的形象，既有书，又有画，还有庙宇，自然不会忘记。后来，又来了一位姓姜的伯伯，比我父亲年纪还大，头发已经灰白，却博学多才，温文尔雅，与窦叔叔相比，又另是一番风韵，因为他经商走过许多地方，见多识广，所以讲起故事来，滔滔不绝，特别吸引人，另外，他还会“看相”，大家都喜欢请他看相，他也就很自然的成了当时我们那个故事会里的中心人物。
他刚刚住进来不久，有一次给窦叔叔看相，说窦叔叔一两年前，家中必有过不幸的遭遇，果然，窦叔叔听了，神色立即有些黯然。另外一位难友惊讶地说：“一点不错，他家的小家伙就是去年过世的。姜先生从哪里看出来？”
姜伯伯说：“从他的眼睛上看出来的 。你们看，他眼圈发暗。人的眼睛就主40多岁时的吉凶。”
我父亲同情地问窦叔叔：“孩子多大了？”
窦叔叔 默默地伸出手来，摸了摸我的头说：“跟你儿子同岁。”
我想，我之所以能记住他的年纪，也一定就是因为有这些原因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很自然地和窦叔叔亲近起来，并很愿意得到他的爱抚。
一天，天还不全黑，我刚刚听了一则“黄段子”，有点憋不住了，就连忙去厕所小便，不料那位窦叔叔竟跟上来了，小便完了后，他低下头看了看我的JJ，一面笑着说：“怪不得，已经不小了嘛！”一面竟伸出手来要想摸我。我羞得满面通红，连忙拨开他的手跑回房间。 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敢跟他一起上厕所了。但奇怪的是，越是这样，他每次去厕所，我却越想跟了去，想偷看他，并想让他再伸手摸我，可每次都只能是蠢蠢欲动，却总也不敢跟着去，心里矛盾极了。
每晚的故事会上，他常常要拉着我和他坐在一起，甚至用一只手搂着我，对我表示亲热。但每当他搂着我，回转头来，微微眯起眼睛看我的时候，我又会立即把头低下去避开他，久久不敢抬头。他见我这样腼腆，就几天不再和我亲热，于是我又后悔不已，心里偷偷怨恨自己不该躲避他。有一次为了晚上要和他相会，晚饭后我多洗了一次脸，并涂了一点面霜。果然被他闻到了，他悄悄靠近我，轻轻地嗅了两下，竟使我心旌荡漾起来，像腾云驾雾般，狠不得钻到他的怀里去，从那以后，我就把每天晚饭后的洗脸和涂面霜当成了例行公事。
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坐在一张床沿上，他闻过我的脸以后，竟趁着别人讲得起劲时，悄悄地拉着我躺下去，在灯光照不到的阴影中，用他的嘴唇亲吻了我的脸颊，我闻到了一股酒味，觉得那么香，那么醉人，简直使我终生难忘，以至我直到现在还觉得喝过酒的人，吐出的气味并不那么难闻，相反倒有些醉人的甜香。我还记得那一段时间，每次他亲过我以后，夜里我都要自慰一次。有一天晚上，被我的父亲感觉到了，竟低声呵斥我：“干什么呢？老老实实睡觉！”
第二天早上，我在厕所遇到姜伯伯，他也用一种异样的眼光，笑着看我，看得我不知所措，不知道是因为窦叔叔亲我被他看见了？还是父亲对我的呵斥被他听见了？
可是，这段幸福的时间实在太短促了，很快，日本侵略军就侵占了青州，鬼子是夜里进城的，我在睡梦中没有醒过，但大人们却都惊醒了。我们的住处并不靠街，他们却说听到了马队的蹄声得得，随后就是零星的枪炮声和人们的号哭声，大人们起来以后，灯也不敢点，就在恐怖的等待中坐了一夜。第二天，到处有劫后余生的人在屋檐下仓皇奔走，向亲友们去传布日寇奸淫烧杀的兽行。青州城里充满悲惨肃杀的气氛，变成了一片凄凉的死城。人们真正看到了战争的残酷与侵略者的真面目。
姜伯伯为了惦记家人，急着要回济南。父亲因为要照顾留在青州的年迈的祖母，一时无法脱身，就决定托姜伯伯先把我一个人带回济南去。那时火车早已不通，由这位姜伯伯出面和另一位中年商人一起雇了三辆人力车，从青州把我们拉到济南，这段路程只能昼行夜宿，路上要走三天。每辆法币10元。这个数目在当时是很昂贵的，同住的难友们仿佛都很羡慕。但我为了不愿这样匆匆地离开父亲，离开心爱的窦叔叔，心中非常郁闷，几夜都没睡好。但毕竟是要回家了，要离开这前线的战火，面对着难友们友善难舍的笑容，心中还是感到安慰。没有想到，接踵而来的，与姜伯伯同走的这段旅程，竟是一段令人惊悚的险路，差一点让我堕入危险的深渊……
从青州到济南的三天旅程是难忘的，我脱下了我的学生装，换了一身中式的的黑布棉袄裤，并剃了个光头，把学生戴的鸭舌帽也换成一顶黑色小帽，如果再留条大辫子。就完全变成个清朝的遗少了。虽然民国以来，辫子被革命革掉了，但那种帽子却流传了很久。我觉得我那身打扮已经不象学生，很象个当时手工作坊里的小学徒。我们一路上最担心的是遇到日本兵，中间路过好几座县城，出入城门都必须向持枪站岗的日军鞠躬，从那时起，所有的中国人，都开始尝到了亡国奴的屈辱滋味，并且没想到竟会从那时起，陆续忍受了漫长的八年。
我是在姜伯伯周到的照顾下走过这段旅程的。他给我的印象，一直是那么儒雅而慈祥，和自己的父亲一样。他有多年在外经商的阅历，难友们都很佩服他，也很尊重他。对于请他来照顾我这一举措，没有人不为父亲的眼光而心悦诚服的。和我们同行的那个商人姓骆，不是我们故事会里的难友，只听说是济南城顶一带的富商，住在城顶的一座带花园的大院里，不知道是做什么生意的。他从青州乘人力车出发时，我是第一次见到他，脸上有几点麻子，虽不能说面目可憎，但却总觉得有些庸俗粗卑，不大讨人喜欢。
那天清早从青州出发，从一坐上人力车，我就一路上思念窦叔叔，为了再也不能见到他而深感悲哀，甚至有些神志恍惚。总觉得好象处处都是他的影子，但细细看去，却又什么都没有，因而一路上心事重重，很少说话。姜伯伯总是不住地问我，怎么了？是不是病了？幸亏天老爷帮忙，天气一直很晴朗，没有遇到阴雨，车夫们看起来也好象轻车熟路，该走就走 ，该休息就休息，该吃饭的时候，也必然能赶上店铺。
第一天晚上，睡在村镇上的一家小旅店里。客人不少，但由于国土沦丧，姜伯伯和大家在一起，也少了那些东拉西扯的闲话。只有那个骆老板，依然大吃大喝，不但和车夫们聊得有劲。对我也很殷勤。旅店里没有床，全是一排排的地铺，三个车夫也和我们睡在一起。吃晚饭前，姓骆的把他的行李和我的放在一起，悄悄对我说，“今晚和我睡在一块儿。”我也无可无不可地答应着，但不知为什么，等我们吃好晚饭从小饭店回来，却见铺位已被姜伯伯调换了，我和姜伯伯的的行李都已打开，姜伯伯的铺位插在姓骆的和我中间。我回头看看那姓骆的，只见他拉长了脸，冷眼看着姜伯伯，一副不高兴的样子。我不好多问，只是心中有些纳闷。
一夜无话，第二天晚上吃晚饭后，那个骆老板早早就把铺位摊好了，让我睡在中间。姜伯伯看了看，沉着脸，没说什么，那骆老板却一脸的得意，立即把衣服脱了个精光，高高兴兴地背向着我钻进了被窝。（要知道，那时我们山东人可都是裸睡的呀！）我看见姜伯伯的的神色非常不悦，却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先自睡下了，没想到半夜里，却感觉到那姓骆的一直在辗转反侧，最后竟将一只手悄悄从被子下面伸了过来，摸向我的大腿。我猛然醒来，吓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觉得被子被掀开了，他的一条腿也伸进了我的被窝，紧接着脸也凑了过来，一股热气扑向我的脸颊，我下意识地向后一缩，身体碰到了姜伯伯，姜伯伯立即欠起身体向我说：“快起来！去尿尿。”
我还在发愣，姜伯伯己经坐起来了：“快呀！害怕什么呀？走，我陪你去。这会儿不尿，等会儿要尿床了。”说着一面拉起我来，一面自己也披上衣服。
我见那骆老板已吓得缩回自己的被窝，心里便明白了大半，连忙披起衣服，随着姜伯伯走出去。
“流氓！”在旅店门外的墙角下，姜伯伯一面小便，一面狠狠地骂了一句。然后低声地对我说：“别理他，咱们俩的铺位换一换。回去你睡我的。”
下半夜，我睡在姜伯伯的被窝里，姜伯伯睡在我们中间，我似乎感觉到那个骆老板很生气，满脸都是悻悻之色，心里觉得有点揣揣不安。但很快也就睡着了。一夜无话。第三天，也是我们上路的最后一天，晚上不到十点种，三辆人力车已拉进济南市区，先是经过城顶的旧新街，骆老板首先到了家。他临别时对姜伯伯一句话没说，却对我很热络地指着他家的大宅门，叫我以后到他家去玩，然后姜伯伯也和我在饮虎池分了手，分手时他特地下了车，帮我检查了一遍行李，才和我亲切地道别，并拍着我的手嘱咐我：“一定不要再和这姓骆的来往，他不是好人。”直到目送我的车子启程，他才自己上车走了。那天夜里，我终于平安地度过了三天的旅程，回到了自己的家。母亲一面心疼那笔昂贵的车钱，一面擦着泪不住地说：“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”
一场虚惊过去了，对我来说，却留下无限的后怕，因为不久以后，我就听说城顶旧新街的大宅院里，一个绰号骆麻皮的毛皮行老板因性病死掉了。
真正认识这件事的后果和意义，还在几年以后，那时我在部队，听说文工团里有个很优秀，也很漂亮的年轻男演员，正当年华似锦，生命灿烂的时候，竟生病去世了，大家都为他惋惜，但也有人私下传说，说他是得了性病。我当时不大相信，因为他很年轻，很正派，平时又很老实，不大像生这种病的人，但文工团的卫生员却悄悄告诉我，他确实是死于性病，不过不是搞女人，而是小时侯被人鸡奸传染的，几年后才发作了。我听了，立即联想到我那次从青州到济南的危险遭遇，眼前又浮现出那位萍水相逢的姜伯伯的面影，深深感到他不但饱经世事，洞悉人情，而且心地善良，古道热肠，真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好老人，那次，如果不是他救了我，我也可能就没有今天了。
今天，我以80高龄老人的身份，背不弯，腰不驼，还能在这人生的旅途上大踏步前进，并在这条道路上，和大家共同享受这人生的幸福和乐趣，除了应衷心感谢我们正在日趋富强的祖国外，也要向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，致以无尽的谢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