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，童年的记忆都是美好的，我看过许多人写的关于童年的回忆，都是那样的温馨，快乐，充满了想想就让人忍俊不止的童趣。相比之下我的童年和别人比起来就逊色得多了。
一，国运和家运
我的孩提时代是从1961年开始的，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受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，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两个大国发生了分歧，苏联老大哥，突然中断对中国的援助，撤走专家，撕毁合同，厉逼还债，偏又赶上国内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，欠产欠收，物资极度的匮乏，连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饮食都定量分配，一个建国只有十年，刚刚从旧中国的废墟里站起来，百废待兴，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突然遭受这样的双重夹击，真是难上加难。然而，有志气的中国人万众一心，勒紧
裤带，把仅有的一点好东西，都还给了苏联老大哥，国人则靠吃糠咽菜勉强度命， 听老人们讲，那时候连一根野菜都无处去挖，树叶都被人们吃光了，在那场大饥荒中，人们最大的感受就是饥饿，所以老人们都把60年叫挨饿那一年，那时，每个家庭都因无有隔夜之粮而一筹莫展，听母亲讲，我家当时的日子过的还可以，我
爸爸在工作的厂里开了一小片荒地，种了一些红薯之类的作物，基本能够维持温饱。
我的记忆是从5、6岁开始的，最初的记忆是，我妈妈眼睛看不见，出门需要人领着，我
爸爸年纪很大，比别人家的爷爷还老，爸爸操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，平时很少说话，没事爱喝两口，生气的时候爱跺脚，拍大腿，而我妈妈则性格开朗，爱唱歌，特别有人缘，邻居们都喜欢来家里和我妈妈聊天[ẆẆẅ.ẎaṅQḯṉgḈṳn.ḉṎṂ]，我和哥哥也很受邻居们的喜欢。因为我爸爸年纪大，那些20多岁的邻居都管我妈妈叫奶，还经常逗我，小
叔，小
叔，小破
叔1965年我又添了一个妹妹，爸爸对孩子不亲，和我妈妈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，我们兄妹三人基本围着妈妈转，一家5口日子过得倒也平稳。那是文革前的岁月，社会风气很好，民风朴实，邻里间互敬互让，其乐融融。
然而这份平静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，1966年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平时和颜悦色，谈笑风生的邻里之间开始有了火药味，经常看到几个人站在胡同口，争论得面红耳赤,不可开交，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就是在大辩论。商店，街道，工厂的墙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彩纸，那是大字报，工人，市民，都开始有了派别，我记得有什么，红工联，抚联，革联，油校，专政队，军代表，等等，再后来大字报，大辩论变成了文攻武卫，昨天还是一根苦藤上的阶级弟兄，今天就刀戈相见，奋力厮杀起来，记得我爸爸是红工联，还发了一个红袖标，天天戴着，人家都不敢暴漏身份，怕被别的派别围攻，而我爸爸却不理会这些，可能是看他年纪比较大，所以，也没有人找他的事，后来红工联被集中在抚顺钢厂的24#楼，不知道是学习还是被专政了，反正不让回家。武斗最惨烈的时期枪声不断，据说打油校的时候连坦克都开动了，晚上，我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在地上睡觉，把窗户用棉被档上，怕流弹
射进屋子里，落到炕上伤了人。白天我经常和邻居家的小孩子们去到大街上看批斗人的，那些地富反坏右，现行反革命，历史反革命们被戴上高帽，五花大绑，游街示众，那时年纪小，只知道看热闹，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我们家当时住的是小平房，一趟房一共住了八户，我家是2号，受文革冲击最严重的是3号老孙家和4号老梁家，3号的孙
叔是抚顺钢厂研究所的技术人员，被抓走专政了一、两年的时间，回来的时候就成了疯子，整天站在街口慷慨激昂的讲些什么，也不知道在被专政的时候受得了怎样的“待遇”。3号梁家是因为成份不好，上一辈是地主，这一代就跟着遭殃，造反派说他们家藏有变天账（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变天账是什么东西，就是过去土改的时候，贫下中农分了地主老财的田地，他们偷偷的记下的一笔账，等日后反攻倒算的账本），真是挖地三尺啊，记得他家的院子里还有猪圈，那挑灯夜战，挖变天账的情形很有些壮观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变天账没有挖到，人是不能放过的，梁
叔和大哥被抓去专政，其他人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，搬家哪天，梁婶一家哭得很是凄惨。后来我还去过他们下放到农村的那个家，住了几天，第一次感受了一下农村的生活。
1969年，我上小学1年级，经过武斗的学校已经面目全非，没有桌椅板凳，我们每个人都带一个小板凳去上学，没有
黑板，老师就在墙上的油漆上写字，我们没有学过拼音，开学第一课就是:“毛主席万岁”，第二课是：“共产党万岁”。最难忘的记忆就是批斗老师，一位叫王春芳的老师被五花大绑，脖子上挂着牌子，跪在几辆大板车搭成的台子上，念自己的罪状，记得有三十几条，其中有和蒋介石秘密通信，给蒋介石发电报等等，十足的一个女特务，现在想想够有多么荒唐，她怎么能够联系上蒋介石，但红卫兵说有，就必须要承认，每念一条红卫兵们就狠狠的扇她几个耳光，我们这些一年级的小学生,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这一场面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。可那一幕却经常清晰的闪现在我的眼前。
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的印象。
71年我最小的弟弟出生了，当时我爸爸不在家，邻居刘婶把我妈妈送到了医院，第二天就抱回来一个眉清目秀，样子非常可爱的小弟弟，我这个弟弟呀，生下来两天就发高烧到40度零2，刘婶把我弟弟抱到医院，医生用酒
精给我弟弟全身进行搽试，做降温处理，庆幸的是没有烧成肺炎，不过落下了一个病根，几乎每个月都要发一次高烧，大概一直到20多岁才停止。弟弟出生那一年我十岁，已经可以帮助妈妈做一点事情了，好像就是那一年的年底我爸爸退休了，在北河套的砂石厂打更，1972年抚顺县的救兵乡发大水，死伤了很多人，我爸爸工作的砂石厂前面有一条小河，一夜之间，河面骤然加宽，原来的小溪变成了湍急的大河，洪水象脱缰的烈马，卷带着各种家具，木料以及牲口的尸体咆哮而过，那场面真是汹涌澎湃，势不可挡，记得一位姓石的邻居在大水里捞上来一条四十多斤的大鱼，震惊了大家的眼球。大水把我爸爸隔在河对岸好几天回不来，幸好没有过水的地方还长有，玉米、红薯等农作物可以摘来吃，我妈妈和我们都非常焦急，怕爸爸有什么闪失，今天后，洪水稍微平稳了，公社找来了救护队，涉水把我爸爸救了回来，从那以后，我爸爸就开始经常生病住院，得的是高血压，脑淤血，瘫痪在床，于是我和我哥哥就开始轮流护理我爸爸。我哥哥比我大四岁，性格外向有力气，主要负责家里挑水，劈柴等体力劳动，我性格内向细腻，不喜欢去户外玩，所以大部分时间由我在医院陪爸爸。
1973年10月26日晚上8点多，64岁的爸爸撇下我们孤儿寡母，独自驾鹤西去，那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医院护理我爸爸，我用针管给爸爸往进食管里注牛奶，突然我发现爸爸浑身抽搐，就赶紧去找大夫，医生赶来，进行了全力的抢救，终于回天无术，就这样，爸爸走了，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，那时候，没有电话，更没有手机，没有办法通知家人，我一个12岁的孩子，面对爸爸的尸体，不懂得惊慌，也不知道害怕，我打来一盆温水，慢慢给爸爸擦洗身体，然后给爸爸换上寿衣，不多时管太平间的爷爷推着运尸车来了，我就默默的，和他一起把我爸爸的尸体抬上车，送往太平间，一路上我紧紧的抓着我爸爸的手，我至今还记得，那手一直是热的，软的，象活着的时候一样。安置好爸爸的尸体，回到病房，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，就开始回家报信。
深秋时节，北方的夜晚已经很冷了，四周死一般的寂静，天空没有星星，也没有月亮，昏暗的路灯有气无力的眨着眼睛，远处偶尔传来几声凄厉的狗叫，令人毛骨悚然，我独自一人急冲冲的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那一晚，感觉医院离我家特别的远，总感觉后面有脚步声跟着我，悲伤和恐惧凝结在了一起，我不敢回头，也不敢放慢脚步，满头冷汗，一路小跑，当我敲开家门，一只脚跨进房门的时候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，这是我爸爸咽气之后我的第一声哭泣，这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哭泣，这一声哭泣是我温馨童年的结束，这一声哭泣也是我多舛人生的开始，也就是从这一声哭泣开始，拉开了我品尝人世间凄苦悲凉的序幕
二，母子相依为命的日子
爸爸去世了，那一年，我母亲38岁，双目失明，没有工作，我哥哥16岁小学5 年纪，我12岁小学四年级，（因文革加上春季升学改成秋季升学，我们每个人都多念了1年，哥哥在转学的时候又降了一年级，）妹妹8岁还没有上学，弟弟2岁体弱多病。
父亲的去世对于我们这个母残子弱的家庭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，我们没有爷爷奶奶，也没有姥姥姥爷，一个经常走动的亲戚也没有，真是举目无亲，没了经济来源，我们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，全家人一筹莫展，爸爸单位来了一个负责人，经过研究，决定让当时只有16岁的哥哥退学，到爸爸曾经打更的砂石场工作，每月工资24元，社会再救济16元，加起来每个月就有40元的生活费，平均每个人8元，就这样我们家的生计问题算是解决了。
大问题解决了，剩下的就是如何用这每个月仅有的40元钱维持一家5口人的生活了。俗话说，屋漏偏逢连
阴雨，穷人的日子真的是太难熬了，先是我弟弟开始闹夜惊，每到夜里12点，就会惊醒，哭的声嘶力竭，满头大汗，吓得惊恐万状，无处藏躲，他一会说看见有东西上炕了，一会又说跑下地了，我们也都吓的魂不附体，听说鬼怕恶人，我们就每天晚上把菜刀，剪子，斧头等利器搂在被窝里，每到弟弟吓醒的时候，就开始挥舞利器，破口大骂，我妈妈则紧紧的抱着弟弟，说好话祈求鬼神放过我弟弟那种恐惧，那种无助，那种惊魂不定的日子差不多整整熬了一年，现在想起来还后背冒凉风，心有余悸。听老人们讲，小孩子眼睛净，能够看到鬼神，估计就是看到了今天所说的三维空间的东西了吧，不过当时真的把我们吓坏了。
接着就是我的妈妈两条腿站不起来了，不能下地了，母亲的瘫痪意味着我们必须自强自立，我哥哥每天在砂石场干非常繁重的体力活，弟弟妹妹还小，服侍母亲，喂养弟弟，掌管家务的重任自然的就落在了我的肩上，13岁，我就学会了做棉衣，做被，织毛衣，洗衣做饭等家务劳动，我去上学了9岁的妹妹就成了小大人，接替我照顾母亲，看护弟弟。一家人过着缺米少柴，墙破屋漏的日子，记得，好几次有人来我家里要孩子，要把我弟弟抱走，那时候，我们几个就抱着我妈妈使劲的哭，央求妈妈，坚决不能把我弟弟送人，我们一定会把弟弟带大，再苦一家人也不能分开，妈妈也不忍心骨肉分离，始终不吐口，气得来要孩子的人，出门就嚷嚷：“你看他家，孩子养活不起还不送人”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现在我弟弟已经43岁了，有时候姊妹们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，还常常提起这一段，我们都说，当时幸亏大家坚决，不然就见不到我弟弟了。
我妈妈的心绞痛病也非常严重，每次发作都非常吓人，记得有一次，妈妈又犯病了，我急急忙忙把妈妈送到了医院，大夫给开了几片药，药费1毛多钱，可是交款的时候，收款员嫌我递上去的2毛钱太旧，说什么也不肯收，我苦苦哀求，可那个铁石心肠的收款员连理都不理我，我当时哭得站都站不住了，这是我们家仅有的2毛钱呀，看到妈妈痛苦的呻吟，我急的快疯了，后来一起排队交款的人看我哭得实在可怜，就替我交了钱，取了药，妈妈情况平稳了以后我把妈妈送回家，越想越气愤，就又一次返回了医院，拿起收款窗口上挂着的意见簿，奋笔疾书起来，写了至少有5页纸那是一篇含血带泪的控诉，我不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人见死不救，我第一次对白衣天使这个神圣的名词产生了疑问，我甚至在里面发出来救救孩子的呐喊，这是一个只有13岁的孩子唯一的出气口，除此之外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，可能是气愤激发了我的灵感，我感觉当时我的文笔特别的好，越写越收不住。也不知道当时的院领导会不会看那本意见簿。更不知道那个收款员，看了我写的意见会不会动一点恻隐之心，愧疚一下。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，我已记不清那位收款员的容貌，但是刻在我心头上的这道伤痕，一直也无法愈合。
这就是我的童年，象这样艰难困苦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，在当地我家是数一数二的困难户，可在当地我们家的口碑也是数一数二的好，我妈妈经常对我们说，虽然我们家穷，但是必须干净，决不能叫人家说：“你看他家，没有爸爸，妈妈眼睛看不见，那么脏，那么埋汰；出门要有礼貌，看见叔叔大爷，要打招呼；要懂得谦让；受人帮助一定要说谢谢”等等，所以虽然我们穿的衣服都很旧，但是都洗得干干净净，补的齐齐整整，每天扫院子的时候会把一条胡同都扫的干干净净，当地的人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拿我家做榜样，让自己的孩子向我们学习。
在我的童年里，没有玩的经历，什么也没有玩过，直到今天也是一样，连扑克都不会打，麻将连认识都不认识。一辈子没有和赌沾过一点边。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供给制，所有的副食，烟酒，日用品都发票，居委会（当时叫二级革委会）经常要交户口本，副食本，购粮证，我们街道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，经常挨家挨户的收证件，发票据，无偿为大家服务，我们五委二十一组的每一家一户都无数次的留下了我的足迹，记得有一年，全国开展了一场成立社会主义“向阳院”的运动，每一个组委都要成立“向阳院”，邻居邹婶是党员，我们居民组由她牵头，在几次筹备会上，邹婶她们都把我一个小孩子吸收进来，一起研究召开成立大会的形式和内容，我也不知天高地厚地提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，向阳院成立的那一天搞的轰轰烈烈，热闹非凡，还请来了新民小学的文艺宣传队来表演节目。
那个政治挂帅，群众运动频繁的年代确实给人们留下了一些难以磨灭的记忆，而大家那种积极和热情，完全是发自内心的，不管任何事情，不用宣传和鼓动，只要是党需要，社会主义需要，大家就义无返顾的积极参与。
因为我家是五保户，商店、街道、粮站等单位的学雷锋小组经常来我家问寒问暖，帮助做一些家务，三十晚上来我家给包饺子，送对联，我家太穷了，连一包茶叶也买不起，唯一的报答方式就是我给他们唱几段样板戏来答谢一下。
童年的日子虽然过的很苦，但是磨练了我们的意志，也培养了我们独立生存的能力，生活逼迫我们早熟，我们在困难中学会了自强自立，学会了感恩，也学会了奉献，在我的家里，饭菜越少越剩，活越多越抢着干，大家都想着让别人多吃一口，让自己多干一点，我们咀嚼的是清贫，收获的是品格，我们不抱怨，不气馁，永远心存美好，永远用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去面对生活带给我们的一切，这是我们受用终身的
精神财富，我们坚信历经几番寒彻骨，定有梅花扑鼻香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