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歌声驱散迷蒙，变成纽带？是旋律优美，激活理念？涂天薰与赵多文一声唱鸣，俨然使陌生人之间拉紧了手，将疑虑、不解、惶惑、统统置之脑后；不仅尽释前嫌，而且跨越了年龄界线，让两张病床一下子成了最友好的近邻，开创出一个活脱的新世界。三人间也自然产生出更易上口的称谓：
老先生管涂天薰叫涂老师；把赵多文称作小赵。
涂天薰与赵多文则把老先生改称黄先生。因为迟至今天，才弄清楚老人的尊姓大名：黄啸桐。
赵多文的话本来就多，只是苦于在病房中，除了涂天薰，再也难以找到理想的倾诉对向。这下不同了！他可以和黄先生畅谈音乐，直观了解五、六十年代我国音乐界的一些情况，让经典与名家，在黄先生的精彩描述下，给他的孤陋寡闻充充电。
黄先生自从有了两个年轻的朋友，好像连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一般，精神抖擞，自我感觉极其良好。说不上左右逢源，但红光满面，欣喜溢于言表。
赵多文喜欢榴莲，他也赞美这水果之王气味特殊，一点不臭，还说像天然不冻的冰淇淋；赵多文要用湿纸巾擦嘴、擦手，他也乐意尝试；赵多文想吃宵夜，点了皮蛋粥，他也凑热闹，参照着要了类似的瘦肉粥……
这样一来，则苦煞涂天薰也！似乎要让一个业务生疏的陪护，整天忙于应付两个难缠的病员。
但人就是这种怪物，如果你的付出是心甘情愿，又何尝会去计较苦累辛劳？此时此刻的涂天薰，已经完全远离了艺术的高雅，用善良与真诚追寻着博爱，忘我地在病房内外自由飞翔。
谁也没想到，黄先生女儿屈菲用金钱没能打开的局面，仅凭一首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却峰回路转，让几个男人自我陶醉，在病房里演绎着人性的真、善、美。
自此，屈菲便可以在股海大炒特炒，疯狂掘取数字派生金矿，无须分心于正在住院的老爹；那叫柳姨的女人，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黄先生的饮食起居一经涂天薰打理，似乎他气色上佳，胃口更好，从早到晚，始终乐呵呵的，一点不觉得孤寂与无助。不过，除了协助治疗，打水、买饭、购物等杂事儿，他绝不让涂天薰替他擦身。是嫌麻烦？是有顾忌？还是难为情？总之，他对这事特别在乎，常常固执地说自己没动手术，可以去卫生间洗一洗，决不让涂天薰陪同。此外，他还果真做到了晚上从不起夜的自诩。
当然，三人间谈论得最多的除了音乐还是音乐。一会儿是格里格，一会儿是舒伯特，至于柴科夫斯基、萧斯塔科维奇，不用说，这是黄先生的绝对钟爱。
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。窗前这两张病床一旦成了音乐沙龙，其他人也就再也无兴趣介入。有时，他们也到阳台上去，既可以看海，也能神侃。这哪里是生病住院，分明是饕餮的音乐盛宴，精神醉酒，甘冽浓醇。
赵多文曾问黄先生：“除了《在遥远的地方》，你还喜欢哪些二重唱？”
黄先生几乎不假思索地说：“《迷人的维尔姆兰》”随后又强调：“我收藏着这张唱片。”
哟！这正是涂天薰和赵多文合作灌制的唯一唱片，其A面是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；B面是《迷人的维尔姆兰》，今后恐怕再也不会有机会了。它不仅见证了历史；记录了青春与理想；也标示出荣耀。
当年，涂天薰与赵多文正是用这两首歌为聂耳音乐学院挣足了面子！
那是全国音乐学院声乐比赛，只设独唱与重唱。作为身处昆明的地方音乐学院，要与北京、上海、沈阳、重庆等资深院校进行比赛，差距是显而易见的。因为这几所学校选唱的外国歌剧选曲与艺术歌曲，别说学生没听过，连教师也都没听过。故聂耳音乐学院决定不参加独唱比赛，全力以赴投入重唱比赛，执行“退后一步自然宽”的自欺欺人策略。那知，歪打正着！在其他院校不重视重唱的情况下，涂天薰与赵多文一鸣惊人，竟以黑马胜出了！
由于得了一等奖，新华唱片公司为他们灌了这张唱片；国家合唱团让他们去试唱，随后决定录用他俩。只因涂天薰已考上了权奎教授的研究生，在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时候，权衡利弊，涂天薰最终只好忍痛割爱，放弃了曾梦寐以求的国家合唱团。
赵多文虽去了北京，国家合唱团却颇有微词：“当初要的是两个人，怎么就来一个高音？早知这样，不如连这个也不要。”
国家合唱团说得也不无道理。在我国，由于历史文化积淀与民族欣赏习惯，男高音多如牛毛。你听听川江号子、陕北信天游；再听听京戏、秦腔、河北梆子，那高亢嘹亮的男声真是一浪盖过一浪。在西洋歌剧中，男高音视为畏途的highc，在这里唱起来不费吹灰之力。能唱到比highc还高三个半音——降e3者也不乏其人。尽管发声方法不同，但音高却是按十二平均律测定。因此，我国声乐界常常有这种说法：“高音易得；低音难求。”
涂天薰的声音虽属低声部范畴，但不是大气磅礴最低的那种。他是抒情男中音，介于戏剧男高音与低男中音之间，他有雄壮的高音，渾厚的中低音。声线柔和，纯美动听。
他不惟声而用，喜欢唱情。他考权奎的研究生是崇拜这留学法兰西的专家有真本事；权奎教授也很喜欢这个学生，恨不得把毕生的经验统统传授于他。
跟随权奎教授学习了三年，涂天薰的声乐理论与歌唱技术都有质的飞跃。可惜这著名的老声乐教育家一病不起，涂天薰刚通过毕业答辩就痛别恩师，当时对他的打击着实不轻。他再也不想去任何音乐团体，也无心思去国外，为师长、为学校无条件地留了下来。默默的耕耘，忘我的奋斗……
赵多文与涂天薰完全不同，他是激情歌者，俗称：“人来疯”，场面越大越能发挥。他才不管歌曲的表达，无论什么歌，都想飙高音，都想唱得响遏行云。
一听国家合唱团不缺男高音，他根本没当回事儿。因为他从未想过要无声无息地站一辈子台子，像那些清高的艺术家们一样，用无私的奉献精神，保住这世界级水准的金字招牌。因而不到半年，他开始伙同京城里的歌舞演员四处走穴。尝到甜头后，第二年便正式离开了国家合唱团，奉行快乐歌唱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。
黄先生对两个青年的认知，当然不完全停留在唱片上。
他坦率地说二人的配合已大不如从前。但话音刚落，他马上又把话说回来。他说唱片是在录音棚中经过技术处理制成的，不能和现场演唱相提并论。能保持这种默契已相当不错了。
是怀旧，还是抚今？看来有一种莫名的惆怅煎熬着黄先生，让他不堪回首，只得躲闪。
涂天薰要比赵多文多长个心眼，不是取决于他为人师表的职业，而是取决于一种说不清楚的心灵感应。他觉得黄先生不只是懂音乐，而且是行家里手；不仅言谈举止非同一般，还凭借一张发行量并不大的唱片，就能洞穿歌者与现实的关系，甚至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，实在是“高”！
他想：这黄先生到底是何方神圣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思维能力如此精准、缜密。
出于礼貌，涂天薰也一度有意把话题引向过去的时光：引向黄先生的青年时代，每每这时，黄先生便三缄其口，巧妙地把话题岔开，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赵多文出院那天，黄先生终于忍不住了，将憋在心里的疑虑逐渐释放出来。
他问赵多文：“小赵，你和涂老师真是师生吗？我看有点不像。”
“怎么不像？能者为师，学校让我俩在一起配重唱时，我还真向他学了不少东西呢！”赵多文回答得十分认真。
谁知涂天薰听后却说：“黄先生真是好眼力！我们是同年进声乐系的学生，只是师从不同而已。因我入学前已在教书，同学们就把这老师二字叫顺口了，这才叫电灯点火——其实不然。”
“我说不像师生并非指学识，我是说你的精心照顾远远超越师生情谊。小赵出院后，你们会去哪家歌舞厅唱歌呢？到时我能来听听吗？”
“我们差不多八年没在一起唱歌，这次是极偶然的机会，才又走在一起。哎，那唱片只能算历史的精彩回放了。”赵多文说得颇为惋惜。
“是吗？不可能吧？你们配合得那么完美，我看不比唱片差多少。不常在一起，哪能如此默契？”黄先生不相信赵多文的说法。
涂天薰说：“艺术上的搭档经过苦练与磨合，要领已经深入心底，即使多年不练，一旦有机会合作，那是很快就能进入角色的。”
“我看你俩不仅仅只是艺术搭档吧？”
“当然，是同学，是朋友，是危难中拔刀相助的铁哥们儿。”赵多文发自内心的阐释。
没想到，黄先生语出惊人：“啊，朋友！当然不是一般意义的朋友。别瞒我了，我看得出来，你俩真幸福！我好羡慕你们如鱼似水的深情，嘿嘿，真是天生一对！”
涂天薰一下子涨红了脸；赵多文却没啥反应，竟无所谓的笑笑，“黄先生，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！”
咦，这黄先生是火眼金睛？非孙悟空也能认出妖怪？任凭他说下去这还了得！
涂天薰意识到事态严重，不得不进行阻止：“黄先生，这种话可不能随便说呵！要是其他人不了解实际情况，胡乱猜测那就会嚷成大祸！”
“嗨，这是在医院的阳台上，又没其他人，开个玩笑乐一乐，看你俩紧张成啥样子？”
“哎！黄先生，你不知道，这年头捕风捉影已经成风，稍不留意就会断送自己的前程，
想想都怕。谁愿意倒在没有硝烟的炮火下呢？除非他活得不耐烦。”涂天薰冷静而严正地说。
“涂老师，人家黄先生只是开个玩笑而已，看你扯到哪里去了？难道现在还兴上纲上线？黄先生，你说对吧？”赵多文一心想替黄先生圆场。
黄先生笑着摇摇头，不置可否，显然他并不怀疑自己的判断。
人类也太脆弱，几天的愉悦，竟经不起一句话的颠覆；三人间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尴尬，你看着我，我望望你，短暂的沉默后，还是涂天薰打破僵局，正视着现实。
“要是人与人之间，真有这种情感，我觉得弥足珍贵；若不是那么一回事儿，这就会涉及人格尊严与道德是非。所以，任何时候，最好别开这种世风敏感的玩笑。”涂天薰郑重其事地说。
“好了，好了，涂老师，别钻牛角尖了，不然越说越玄，越扯越远，好端端就伤了朋友间的和气，弄得大家都不愉快！”赵多文说罢又对黄先生说：“黄先生，我病好后，还会在深[ẆẆẅ.ẎaṅQḯṉgḈṳn.ḉṎṂ]圳唱歌，到时请你老人家去捧场。”
“好哇，一言为定，到时我一定来。我还要送个最漂亮的花篮。”
识时务者为俊杰。
黄先生毕竟是阅历丰富的老人，他珍惜两个青年给他带来的欢乐，虽然短暂，却不可多得；因而果断放弃了刚才自己感兴趣的话题，转而对涂天薰说：“涂老师，小赵复出后，你是在深圳唱歌呢？还是回聂耳音乐学院教书？”
“不，黄先生，我去重庆音乐学院好些年了，以后有机会，欢迎你来学校看看！”涂天薰这才感到，并未对黄先生和盘托出。
“啊，是重庆吗？我五零年在那里呆过好长一段时间。重庆那时是西南行政区的党政机关所在地，全国只分为五大行政区。呵，那是快要记不起的事情。”黄先生生怕陷进回忆的深渊，急忙踩住刹车。
一点不奇怪，国人自有古训：“逢人只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”
尽管相处短暂而融洽，到底只是同室病友，来自海角？来自天涯？来自国内不知处的地方。如果不生病，谁也不认识谁，更不要说能走在一起，畅谈音乐，温故知新。分别时也就只好点到为止。
黄先生爽快的留下了地址，同时也留下了电话号码，他真诚地期盼涂天薰与赵多文能去他家里做客，再聊聊那永难尽兴的音乐及其他；
赵多文也留给黄先生地址与电话号码；
唯独涂天薰是匆匆过客，没法留下此地的联系方式。但他却对黄先生说：“我不会在深圳久留，回重庆前，我们一定来拜防你。”
没想到，黄先生还真动了感情，眼里噙着泪花，深沉地说：“涂老师，我在家等你们，到时一定要来啊！”
“好，一定！一定！”涂天薰安慰着黄先生，同时顿生疑竇：大概黄先生身在深圳，人地生疏，孤寂难耐，虽有家人，却无知音可觅，也缺少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我离开前与赵多文一起去看看他能起什么作用呢？顶多唱唱他喜欢的歌，再聊聊天，难道这能解决问题？不过，既然答应了他，当然也不能让他失望。
（未完待续）
